全球经济下行，中美不能再打了

导读

2023年，国际政治风云变化，中美关系异常诡谲。一方面，美国企业界对中国市场热情不减，年初以来知名企业家密集访华，比如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英特尔公司的帕特·格尔辛格、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巴拉等等，他们为中美经济合作注入了暖意。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华强硬的“鹰派”政策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政策频出，对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加限制，违背了自由贸易的立国精神。对此，美国企业家是有苦难言。

10月21日，美国政府对AI芯片实施出口管制，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会遵循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希望尽可能拥有较大的市场，会尽量支援各个市场需求，也支持中国大陆市场客户”，并重申，“中国当地也有不少很好的科技厂商，例如华为等，英伟达也必须努力与当地产业竞争，再观察结果”。

黄仁勋的表态耐人寻味。“遵守规定”的无奈，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依不舍，对优秀中国科技企业的敬意与重视，心态复杂。

2023年8月，黄仁勋在发布会上展示英伟达最新的GH200超级芯片，配备141GB的内存以及72核的ARM芯片

此前，社交媒体曾传出黄仁勋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包括与腾讯、字节高层会面，但至今并未成行。

没有人比企业家更重视经济，也没有人比企业家更懂经济。比起咄咄逼人的美国“鹰派”政客，美国企业家对中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更为谨慎，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科技合作有着高度善意。

在经济问题上，企业家的判断永远比政客要准确。全球经济体系正处于“疫情后遗症”的阴影下，中美两国的“症状”截然相反，却又高度关联。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高度合作，才能带领全球经济寻求“穿越周期”的药方。

美国是全球经济高通胀的源头

美国目前承受着巨大的通胀压力，主要源于疫情期间大规模放水。

疫情暴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不过，货币注入方式各有不同。欧盟和日本主要是央行收购资产的间接方式。而美国则是大开大阖，通过增发美债，以大规模向个人、企业发放补贴的直接方式注入货币。

疫情前的2019年，美国国债总额为22.72亿美元。截至今年9月18日，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3万亿美元。美债攀升的速度之快，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

2017年9月，美债规模突破20万亿美元；2022年2月，美债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2023年6月，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达到这个数字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

从全球货币供给机制的角度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可以理解。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美元供给是全球货币供给的源头。如果美元供给滞后，那么全球主要经济体步调一致的货币救市无从谈起。

但是，即便是合理的做法，也不意味着没有代价。货币救市从来都不是无代价的，用货币放水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埋单，只是一次延迟支付。这轮全球通胀就是美元大放水的副作用。欧元区的通胀率持续停留在5以上。经历长期通缩，CPI多年“趴窝”的日本在年初也出现了4.3的大动静。

因此，这轮高通胀不是美国一家的难题，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要面对的困境。目前问题最严重的是欧元区，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衰退特征明显。IMF已经全面降低了欧元区今年的GDP增长预期，预测“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2023年经济将萎缩0.5%，法国也仅为1%。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将大幅落后全球3%的水平，也低于美国的2.2%。

美国2.2%的经济增长率，比欧盟当然要好一些。失业率、消费等重要指标也较为健康，显示了较强的承压能力。但是，依然处于通胀性衰退甚至滞胀的阴影中，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传导作用，欧元区邻居的“肺炎”也会引发美国经济的“感冒”。

总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目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疫情救市的后遗症，主要问题出在了货币。鹰派政客在此时加剧中美摩擦，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中国“通胀不足”的成因分析

目前困扰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不足。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楼市、股市，而是外贸出口增长乏力，降低了输入性通胀。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支柱。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收入形成了输入型通胀，是主要的通胀动力。2012年前后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联动体系发力，房地产投资额在GDP中的占比大幅攀升，最高时达到了40%。外贸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下降。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外向依赖型”经济。

然而，疫情期间的中国经济表现打消了这种错觉。疫情暴发后，中国率先复工，出口大幅增长，占GDP比重再次达到了15%以上。与此同时房地产增长乏力，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下滑。而这三年中国的通胀率分别为2.5%、1%、2.5%，表现正常，同时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三年正增长的“逆行者”。

外贸出口和房地产，哪一个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目了然。房地产的经济推动作用存在高估。占GDP比重30-40%的投资，只产生了GDP7%左右的产业增加值，经济拉动效率并不高。而外贸出口的外汇收入以输入型通胀的机制直接从货币端提供了经济动力。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赚了多少外汇的加减法，而是在经济运行中不断滚动、放大做乘法。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0%，8月同比上升0.1%；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的通胀不足与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大幅下降，存在着明显的联动关系。今年中国通胀率的变化和外贸出口额之间有很强的同步性，第二季度出口的同比下滑幅度最大，通胀率表现最差。8月份和9月份连续两月出口下降幅度收窄，通胀率也有企稳的迹象。这说明，中国经济目前还高度依赖外贸出口创汇的支撑。

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

中国外贸出口不足，过剩的产能与货币供给不匹配，造成了“通胀不足”。美国则是货币过剩，通胀压力大增。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火星撞月球”，又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加之欧盟的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体系进入一个下行周期。这一经济周期表现是结构性的，短期内很难逆转。

主要问题出在了美国为了抑制通胀采取的超常规加息政策。加息驱动下，海外美元大量回流美国，会对中美两国克服经济周期造成障碍。

对中国而言，主要是美元回流后全球“美元荒”，对国际贸易结算的影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从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外汇收入的“含金量”下降，削弱了输入性通胀的作用。

对美国而言，海外美元大量涌入美国，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加息政策迟迟难以退出。高利率、高通胀的经济负面作用会逐步显现，即便退出加息政策后，巨大的惯性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短期内很难改变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甚至中长期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正处在经济周期的下行线，逆势“上坡”的唯一希望是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启动，而这也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

启动新的科技周期需要中美合力

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就是经济周期和科技周期交替启动的复调。最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九十年代互联网科技革命释放的巨大经济红利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甚至扛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在2008年后还维持了5年左右的增长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科技革命前的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先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滞胀，里根—撒切尔改革有限复苏后，八十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又把全球经济推向了危机边缘。所幸的是，互联网科技革命的力量较好维系住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趋势，一扫衰退风险。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并没有自发地“穿越周期”，而是靠科技周期逆转了颓势。

互联网科技革命加速了科技周期的车轮，超越了经济周期。如今新的科技周期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人工智能技术、生物科技的产业化方向已经很清晰，核聚变、超导技术等热门领域也有了破茧而出的迹象。

这些前沿科技只要有一两项大规模应用，释放的科技红利都足以引发局部的产业革命。如果是“链式反应”的大爆发，那么这轮新的科技周期将是颠覆性的全球经济体系重塑。

疫情经济的特殊条件还让新的科技周期获得了额外的经济加速。疫情暴发之初，大量避险资金涌入美国资本市场，高科技产业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科技企业巨头的市值飙升，2019年仅有苹果、微软两家科技企业市值达到万亿美元以上。2021年有5家高科技企业市值过万亿。其中苹果市值近3万亿，微软也超过了2万亿。2022年回调后，今年又大幅增长，万亿市值的科技企业数量稳定保持了4、5家。

同期，美国的“独角兽”企业大幅增加。2019年，美国的独角兽企业不到200家，2022年这个数字暴增至60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科技类企业。增速已经超过了互联网科技革命的黄金十年。

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 全球独角兽榜》，美国以666家位居第一，占全球独角兽总数的 49%，中国以316家位居第二，印度保持第三位，有 68 家独角兽企业

经历三年疫情之后，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超级计算机等科技领域的突破并非偶然。

而且，这一投资热潮还没有过去。美国自去年以来的多轮加息，吸引大量“热钱”涌入。动荡的全球地缘政治迫使这些“热钱”避险沉淀，它们还会持续注入美国高科技产业，推动这架全球科技创新的火车头迅猛前进。预计三到五年内将会有一批新兴科技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阶段。

不过，开启新一轮科技周期，仅仅有美国科技创新的动力是不够的。科技周期不仅需要实验室的尖端设备、最强大脑，还需要庞大的应用市场。只有通过市场的反复试错、磨合，新科技才能高效地从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应用技术，才能释放出经济红利。这就需要美国的研发动力和中国的市场动力形成的合力。

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成熟，中国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重要性不逊于美国。很多美国的基础研究是在中国市场转化为成熟的应用技术。必须承认，时至今日中国互联网科技在基础研发能力上和美国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但是在应用技术层面，中美的差距要小很多，甚至视频、电商等产业化程度高的局部，中国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相关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新一轮科技周期中保持上一轮的紧密合作，及时踩下全球经济下行的急刹车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在科技合作领域中美渐行渐远，那么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承受经济周期下行的巨大压力。

对中国而言，如果在新一轮科技周期边缘化，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化，重蹈欧盟、俄罗斯的覆辙，失去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经济竞争的舞台。美国作为全球科创中心，固然不存在“掉队”之虞，但是科技创新动力转化为经济动力的节奏将会被打乱，经济会在衰退、危机中走一段很长的弯路。两大经济体的增长乏力会蔓延至全球经济。

诚然，中美关系出现了诸多问题，国际政治竞争、价值理念冲突有升级的迹象。两国都有扩大矛盾的声音，且波及到了经济和科技领域。尤其是美国政客滥用制裁工具限制两国科技产业的合作，严重伤害了两国经济，更是严重影响了两国企业的正常经营。

面对美国政府的干扰，黄仁勋是无奈的、不满的，也是不甘的。这可以代表很多美国企业家的态度。美国很多优秀企业家顶着政治压力，依然热情地寻求与中国合作、重视中国市场的热情。

企业家的勇气，值得珍视。企业家的市场视野，值得重视。

无论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不能否认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合作优先于竞争。没有合作为基础，也就不存在什么竞争，只有衰退和危机的双输，更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全输。